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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經濟論文:關于投資主體結構的理論與實踐

發布時間:2011-12-19 13:34 論文編輯:會計碩士論文 價格: 所屬欄目:上海經濟論文 關鍵詞: 中國共産黨投資主體結構農業

中國共産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依據投資主體結構與所有制主體結構之間的耦合關系,逐步形成了關于投資主體結構的基本理論。中國共産黨将這一理論運用到了農村的實踐中

摘 要:中國共産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依據投資主體結構與所有制主體結構之間的耦合關系,逐步形成了關于投資主體結構的基本理論。中國共産黨将這一理論運用到了農村的實踐中,使我國農業投資主體結構經曆了由“國家+農戶”、“國家+集體”到“國家+農戶+其他主體”的嬗變曆程。
 
關鍵詞:中國共産黨 投資主體結構 農業 
 
投資主體結構是指不同投資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各自投資在總投資中所占的比重。依據投資主體結構與所有制主體結構之間的耦合關系,中國共産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關于投資主體結構的基本理論,并将其有效地運用到了農村的實踐中,厘清中國共産黨關于投資主體結構的理論與實踐,能夠更深入地理解馬克思主義投資理論,能夠更準确地分析我國投資主體結構的發展态勢,能夠更全面地把握中國共産黨的農村政策。
 
一、 中國共産黨投資主體結構理論的探索曆程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投資主體結構絕不是單一的,而應該是多元化的。馬克思曾強調全部生産應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手裡,在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可見,他所倡導的理論形式,絕不是全民所有或國家所有,而是多種形式的勞動者集體或個人所有。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中國共産黨在投資主體結構理論方面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和嘗試。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帶領下,我國基本确立了由國營經濟、合作經濟、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等五種經濟成分構成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與之相對應,确立了我國的投資主體結構是以政府的投資為主,輔之以企業、個人和合作經濟組織的多元投資主體結構。三大改造完成後,我國确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結構,在投資主體結構上不再承認個人和企業作為投資主體的合法地位。而後,我國在“左”的思想指導下,急于求成,在實踐中僅承認政府為惟一的投資主體,這種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了頂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鄧小平制定的改革開放總方針的指導下,在投資主體結構方面,我國逐步認可和允許了企業、個人、外資等作為投資主體的存在和發展,逐漸形成了多元投資主體結構的格局。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這一決議重申了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并明确指出企業作為獨立投資主體應該積極地發揮補充作用;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次會議指出外資也應成為投資主體參與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至此,嶄新的投資主體結構已具雛形;1992年黨的十四大以後,多元化投資主體結構格局日趨成熟;十五大、十六大審時度勢,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這一基本經濟制度的确立充分肯定了多元投資主體結構。
 
二、 中國共産黨關于投資主體結構的基本理論考察
中國共産黨投資主體結構理論的形成過程,不難發現,投資主體結構與所有制主體結構之間具有極大的相關度。投資主體結構的變遷與所有制主體結構的演進是相互作用、相互聯系的。二者之間及其運動方式的互動和有機聯系即為系統論所強調的“耦合”。“耦合”(Coupling)一詞本為物理學名詞,在系統論中,它被用來表達系統内各要素之間的關聯。所有制主體結構與投資主體結構之間的耦合,即表現為前者對後者的決定作用,又表現為後者對前者的反作用。就所有制主體結構的決定作用而言,首先,所有制主體結構決定投資主體結構基本的格局。所有制主體結構多元化對投資主體結構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發展起着關鍵性作用。從曆史沿革角度看,正是由于所有制主體結構“一主多元化”的局面,才導緻了我國經濟建設上投資主體結構多元化的格局;從發展趨勢角度看,這種作用同樣也是成立的,今後我國将采取更加積極主動的措施來對民間主體進行引導,進而全面啟動民間資金。其次,所有制主體結構決定投資主體結構内部的優化。所有制主體結構内部優化将進一步促進投資主體結構的優化,公有制實現形式的多樣化如股份制等形式使其内部結構更加趨于優化,與之相應的投資主體也可以利用更加豐富的資金資源。最後,所有制主體結構決定投資主體結構行為的合理。即所有制主體目标的差異性使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或投資重點趨于合理。衆所周知,非公有制主體的經濟行為以收益最大化為目标,而公有制主體的經濟行為目标則呈現出多樣性與複雜性,既有經濟性目标,又有政治性和社會性目标。這種多元化目标決定了作為投資主體之一的政府應将投資重點放在基礎設施、科學研究等公共産品上,而非公有制經濟主體,如企業、個人等則應将投資重點放在收益率較大的部門或領域。就投資主體結構對所有制主體結構的反作用而言,我們認為,這種反作用集中表現在投資主體結構對所有制主體結構的促進與促退(拖曳)作用上,當一定投資主體結構系統中各要素的特征與所有制主體結構系統中各要素的特征相耦合,投資主體結構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總趨勢,能适應所有制主體結構演進而變遷時,已有的投資主體結構就會鞏固所有制主體結構,并促進其不斷趨于優化,從而産生促進作用;反之則會造成所有制主體結構的徘徊不前,産生促退作用和拖曳效應。依據所有制主體結構與投資主體結構的耦合關系,參照所有制主體結構理論,我們認為,中國共産黨的投資主體結構理論,實質上就是論述投資主體内部結構是否優化及優化程度的理論。其内涵主要包括:第一,投資主體結構的形态問題,即單一投資主體結構還是多元投資主體結構;第二,投資主體結構的優化程度問題,即投資主體結構内部各投資主體應有的地位和應發揮的作用。
 
三、 中國共産黨投資主體結構理論在農村的踐行
與中國共産黨投資主體結構理論的形成過程相仿,我國農業投資主體結構也呈現出了一條曲折跌宕的嬗變軌迹。大緻來看,主要經曆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1949—1953年):“國家+農戶”的二元投資主體結構。建國初期,我國實施了重工業優先增長的趕超型工業化發展戰略。為了順利實施這一戰略,确保經濟剩餘的積累全部流向重工業部門,必然要求設計出能夠對經濟源實行集中計劃配置的制度安排,進而衍生出了以政府為主導的行政型投資和籌資機制,政府成為了一切産業宏觀投資活動的主體。在此期間,政府為了更快、更多、更好地抽取農業剩餘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對農業實行了有限度的财政扶持政策。這項政策集中體現在政府對農業的基本建設投資上,據統計,在1949年—1952年之間,國家共修建了358處現代化灌溉工程,興建了大小農田水利渠道14萬多條,塘、堰、壩120萬處,水井140萬眼,恢複和增加了300多萬畝水田,新建國營農場2300多個,使全國耕地面積由1949年的14.6億畝增加到16.2億畝。除政府外,我國的農戶也從建國初的低資金籌措能力中解脫出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的頒布,使農民取得了大面積的土地、大量的農具和牲畜等生産資料,激發了農民的投資以及生産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總體而言,這一時期,我國形成了以國家投資為主、農戶投資為輔的“國家+農戶”的二元投資主體結構格局。第二階段(1953—1978年):“國家+集體”的二元投資主體結構。這一時期由于時間跨度較大,期間還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侵蝕,所以農業投資主體結構存在着波動和振蕩。從總體看,貫穿的主線可以用“國家+集體”的二元投資主體結構來概括。1956年《高級農業生産合作社示範章程》的頒布施行,使我國的個體農戶經營逐漸過渡為集體經營,集體經濟在農村中明顯占據了主導性地位;1958年的《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使人民公社在農村遍地開花;“大躍進”運動進一步加速了向單一集體所有制經濟過渡的進程,農業資金的籌措、分配被政府或集體高度控制。縱觀這一時期,最顯著的特色就是農村集體經營取代了農戶個體經營,農村集體代替農戶成為農業的直接生産者和經營者。“國家+集體”的二元投資主體結構替代“國家+農戶”的二元投資主體結構成為了主導格局。與此同時,為了更加有效地貫徹因地制宜和揚長避短的原則,中央逐漸醞釀向地方分權的改革。至此,在政府這一投資主體内部又區分出了中央和地方兩個次級投資主體,并初步界定了各自的職責和範圍。第三階段(1978年後):“國家+農戶+其他主體”的多元投資主體結構。1978年底,農村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改革施行後,農民作為獨立的生産經營主體,再次取得了生産資料的占有權和使用權,農民主體資格的獲得使其重新介入到農業投資運行過程中,農民的積極性和投資的欲望得到了極大的增強。據統計,全國農戶生産性投資占農業生産總投資的比重由改革初期的34.5%上升到80年代末期的90%,90年代以來穩定在72%~80%之間,表明農戶已逐漸成為農業生産投資的主體。與此同時,政府和集體經濟組織在農業投資主體結構中的比重逐漸下降,發揮的職能和作用大大弱化。原來由集體公有的财産如農具、水利水電設施等大部分被折價分割,由個體農戶或聯産承包經營内部所有,農業投資主體結構内部發生了結構性裂變。從80年代初期開始到90年代以後,我國農業投資形成了以農戶為大頭,政府和農村集體為中頭,外資為有益補充的多元投資結構新格局。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正确的政策導向和良好的政策待遇吸納了大批各種類型的經濟組織參與到農業産業中,農業投資主體結構日益呈現出多元化、多層次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