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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區域經濟增長中制度創新的意義與措施

發布時間:2012-02-02 16:26 論文編輯:上海經濟論文網 價格: 所屬欄目:上海經濟論文 關鍵詞: 制度創新路徑依賴區域經濟增長

筆者認為制度創新是經濟生活中内生變量的核心,經濟生活中的一切創新,都要依賴制度創新予以保證和推動。本文對此進行了簡要述說。

Abstract:In the course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differences in approach reliance will result in fairly big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achievements. The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system, industrial system and localgovernment system is an important factor restricting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keeps reinforcing itself inthe course of approach reliance. Therefore, emphasismust be puton the theoretical studyof regional potential-ity to accelerat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system innovation, approach relianc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摘要] 上海論文網在區域經濟增長過程中,路徑依賴的不同緻使制度創新的績效呈現較大的地區差距。農業制度創新、産業制度創新和地方政府制度創新是制約區域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并在一定的路徑依賴過程中不斷強化,應注重區位勢能開發理論的研究,促進區域經濟增長。

[關鍵詞] 制度創新,路徑依賴,區域經濟增長

縮小地區差距,促進中西部地區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協調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本要求。江澤民同志指出:“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1—p199]制度創新是經濟生活中内生變量的核心,經濟生活中的一切創新,都要依賴制度創新予以保證和推動。制度創新是區域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是後發地區趕超先發地區的前提條件和源動力,後發地區可以通過合理有效的制度創新,利用後發優勢,促進區域經濟增長。

(一)

“科學的本質就是創新,要不斷有所發現,有所發明”[1—p1923]。“創新”的概念和創新理論是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首次提出和闡發的。按照熊彼特的理論,創新包括産品創新、技術創新、組織創新和市場創新等。諾斯運用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來考察制度變遷現象,提出了“制度創新”的概念。按照西方制度創新理論,制度創新的形式按發起主體在變革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分為兩種:一是誘緻性制度變遷,二是強制性制度變遷[2]。誘緻性制度變遷是指現行制度安排的變更、替代或新制度安排的創造,是“由下而上”的制度變遷。是由個人或一群(個)人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的制度變遷。一般而言,誘緻性制度變遷是由某種在原有制度安排下無法得到獲利機會所引起。強制性制度變遷一般是由政府命令、法律引入而實現,其變遷主體是國家,是“由上而下”的制度變遷。國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作為壟斷者,國家可以比競争性組織以低得多的費用提供一定的制度性服務。國家在制度供給上除規模經濟這一優勢外,在制度實施及組織成本核算方面也有優勢。在區域經濟增長中,誘緻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同時在發揮作用。中國的改革開放從農村開始,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就是“由下而上”的誘緻性制度變遷,它是農地産權的使用制度創新,在經營方式上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促進了中國農村的大發展。中西部地區開發,東部沿海地區的持續經濟增長,除了要進行産品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市場創新外,更重要的是要進行三項制度創新:農業制度創新、産業制度創新和地區政府制度創新。第一、農業制度創新。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在總體上比較落後,無論是總量指标還是人均指标或結構指标,均低于東部沿海地區。例如:西北五省(陝、甘、甯、青、新)和西南二省(滇、黔)的國内生産總值全部加起來,為4615•74億元,不及廣東一省(5381•72億元);從人均國内生産總值(人均GDP)來看,中西部18省區無一進入大陸前九名。西北五省人均GDP之和為16802•6元,不及上海(人均GDP17403•3元);西南三省(滇、黔、蜀)人均GDP之和為7940•9元,不及北京(11150•2元)、天津(9767元)、浙江(8161•1元),與廣東省(7835•9元)基本持平。此外,中西部18省區,除吉林、黑龍江和山西外,其他15省區從事第一産業的人數均超過從業人數的50%[3]。若按庫茲涅茨的工業化标準來衡量,均屬較落後的農業經濟省區。在這些落後的農業區域,受基礎産業發展的制約,電力、通訊、供水、交通等基礎設施十分薄弱,同時,經濟存量小且結構不合理,使得産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換代均受到嚴重制約,加上農村人口比重大,受教育程度低,勞動者素質普遍不高,使落後區域的經濟不具備實現超常規增長的條件。在這種現實背景下,農業制度的創新對落後地區的經濟增長就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土地制度、産權制度和農産品流通體制(主要指糧食流通體制)的創新構成農業制度創新的主要内容。産權制度已呈現出公有、私有、混合所有多頭并進的态勢,在聯産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土地制度亦出現了家庭農場、集體農場等規模經營方式,農産品的流通體制由國家壟斷經營轉變為個人、合作社多家經營的格局。但總體看來,我國農業制度創新仍處于低水平階段,農業制度供給滞後,農民對于潛在的獲利機會因制度供給缺失而難以把握。存在獲利機會是西方制度創新理論最基本的出發點。我國農業制度供給不足緻使巨大獲利潛力難以實現,如:農産品流通環節不暢;農民種糧積極性不高,農産品供求關系由供求總量矛盾為主轉變為結構性矛盾為主,結構上的不合理導緻過早呈現買方市場,但相關的農業戰略調整措施卻很匮乏。不僅如此,侵害農民土地權益的行為在很多地方仍呈加重趨勢。據國土資源部治理整頓督察辦公室提供的數字,2003年上半年全國共檢查出各類土地違法行為10•1萬起,其中2003年發生了5•3萬起,這些違法行為共涉及土地面積39133•33公頃,其中耕地19400公頃。各級國土資源管理部門通過動态巡查及時制止了2•7萬起,挽回經濟損失3•72億元。有關部門已對6•2萬宗案件進行查處,目前已結案4•5萬宗[4]。農業制度創新難見成效,可以說,農村土地方面的問題已成為當前侵害農民權益的主要問題,而且呈現加重的趨勢。主要表現在土地征用中,低價強征強占農民承包地,截留、扣繳農民的補償安置費用,不解決失地農民的就業安置;在土地承包和流轉中,強制調整或收回農民承包地,強迫農民流轉承包地,非法改變土地的農業用途,截留農民土地流轉收益等方面。可見,農地制度是我國農業制度創新最難突破的環節。我國的農村土地制度随着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總目标的确立和城鄉土地市場的不斷發育,市場行為主體日益多元化,利益分配關系日益複雜化,其内部結構缺陷變得十分明顯。不但在協調人地關系,人人關系以及提高土地資源配置效率方面顯得愈來愈軟弱無力,而且制約着土地市場的培育和農村經濟的長期、持續、穩定發展。廣大中西部落後的農業省區為了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發揮後發優勢,必須高度重視農業制度創新,賦予地區經濟發展以内在動力。第二,産業制度創新是推動區域經濟增長的另一重要因素,根據中西部地區的具體實際,産業制度創新主要包括企業制度創新和産業組織創新兩個方面。(1)企業制度創新。企業制度創新是在保持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不變的前提下,通過發展農業企業,逐步實現農業從一家一戶的家庭經營向企業經營方式轉變的過程。走農業企業化之路,是發展農村經濟、引導農民奔小康的緻富之路。農業企業是以農業資源為基礎,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式的經營方式,從事商品性農業生産的獨立自主、自負盈虧的經濟組織。農業企業包括種植、養殖、加工、流通以及農業生産資料、農業中介、農業信息和農業科技等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企業作為市場主體,一頭連着市場,一頭連着農戶,是引導農民進入市場,按照市場需求進行生産經營的好形式,是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改革和優化農業經營體制的一種制度創新。通過“公司+農戶”、“公司+基地+農戶”、“公司+村委會+基地+農戶”、“公司+協會+農戶”、“專業市場+農戶”、“企業+中介組織+農戶”等多種農業企業組織形式,可以将市場、公司、基地和農戶的生産經營有機聯系起來,帶動農村的加工、運輸、營銷、服務等行業的發展,使農村産業由單一向多門類的格局轉變,延長農業産業鍊,從而帶動落後的農業省區實現區域經濟增長,縮小與發達地區的差距。(2)産業組織創新。中西部是一個多農業經濟的地區,不發達的産業組織主要表現為國有企業。中西部國有企業分為兩類:一類是普通的、與沿海相像的國有企業,其中大中型企業主要集中在華北重工業基地、山西煤炭資源基地,長江中上遊的武漢和重慶等工業中心以及西安、成都等各大中心城市。另一類是原先的“三線”軍工企業,行業以機械、電子、冶金工業為主,與軍需品相關。“三線”軍工企業通過國家計劃調配,集中了大量一流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其科研能力和生産能力十分強大,實為“深山藏虎”。但技術設備老化,且布局上因“山、散、洞”而先天不足,一半以上企業分布在落後地區和交通不便的山區。根據中西部的具體實際,并結合東部沿海改革的成功經驗,中西部開發的産業組織創新應以市場化為導向,“抓大放小”,重點培育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跨國經營的大型企業集團,提升企業的集團競争能力,抓住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機遇,跨躍式實現産業組織的合理化。第三,地方政府制度創新是區域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西方制度創新理論認為,制度創新的主體包括個人、個人之間自願組成合作團體和政府機構三種形式。戴維斯和諾斯指出,擔負制度創新活動職責的“第一行動集團”可分為三種不同層次,因而在現實世界上有三種不同層次的制度創新,即由個人、團體、政府分别來擔任“第一行動集團”的制度創新,在這三種不同層次的制度創新可供選擇的條件下,一般而言,政府的制度創新具有較大優越性。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改革,實質上是中央政府主導的、以供給型制度創新為主要模式的制度變遷過程。在區域經濟增長中,地方政府在制度創新中處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據西方制度創新理論,地方政府制度創新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①“由上而下”進行的強制性制度創新,它又包括以中央政府為主體、由地方政府具體實施的制度創新行為和地方政府的自主創新行為兩種。在前一種制度創新行為中,中央政府擔負制度創新活動職責的“第一行動集團”,是制度創新的發起人并制定“遊戲規則”的綱領性條文,方案的具體實施主體為各地方政府。在我國的制度創新活動中,這種形式占了很大的比重,因其改革的風險小而較易為地方政府所接受。後一種地方政府的自主創新行為受地方财力的制約。分稅制财政體制的實施,使地方政府的這種自主創新有了實施的可能。在地方政府自主的制度創新行為中,地方政府是制度創新的發起人和新方案的制定者、組織者和實施者,是在其自己固有的職權範圍内主動進行的制度創新行為,地方政府充當了制度創新的“第一行動集團”。②“由下而上”的誘緻性制度創新。在這種創新活動過程中,“第一行動集團”由各微觀主體(企業或個人)承擔,在利益的驅動下自發形成。制度創新理論認為,無論是正式制度(規劃)還是非正式制度(習俗、行為)都存在着市場交易成本,在一定的社會生産規範下,若現存制度的市場交易成本偏高、必然會誘緻對新制度創新的需求。由于微觀主體和地方政府之間存在許多利益共同點,故此各微觀主體的自主創新活動就有可能得到地方政府的鼓勵和扶持。地方政府以“第二行動集團”的角色促進制度創新,旨在實現本區域的經濟增長和民衆的福利提高。